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人类学荣休教授艾玛•塔洛（Emma Tarlo）近年一直在尝试探索人类学非虚构写作的新形式。她的著作“Entanglement: The Secret Lives of Hair”（《纠缠：头发的隐秘人生》）获得了2017年的维克多•特纳奖；而她的另一本著作“Under the Hornbeams”（《角树下》）追踪的则是她与在伦敦摄政公园的两位露宿者相处一年的故事。不久前，受英国国家学术院邀请，艾玛在爱丁堡做了一场名为“生活与书写人类学：关于人类学非虚构写作的探索”的讲座。
我首先就被讲座的题图所吸引：积雪覆盖着树林，一把红黑相间的伞悬挂在树枝之间，伞顶也覆着一层薄雪。它既不像遗落之物，也不像刻意装饰，而像一个临时搭起的避难所，一个为某人留下的可以停留的空间。这个画面既孤独，又带着一种顽强的生存感。我不由得联想，这把伞到底在表达什么意思？它为什么挂在那里？是出于功能性的原因，还是缘于审美？这把伞成为了雪地里的一个彩色的问号，也似乎是一种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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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的一个寒冷早晨，艾玛在伦敦摄政公园拍下了这张照片。当时，伞下并没有人，但他们三人离伞并不远。这里的“三人”是：尼克和帕斯卡尔和艾玛。他们在Covid疫情初期意外成为朋友，这段友谊后来不断发展并成为《角树下》的主题。
照片拍摄时，尼克和帕斯卡尔已经在摄政公园生活了五年多。除了伞，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住所，也没有火和灯光。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状态让他们的存在显得低调，也更容易被公园管理部门默许。实际上，在艾玛遇见他们之前，他们已经在伦敦市中心露宿、且没有任何收入地生活了16年。到2026年，他们已经在户外睡了22年。帕斯卡尔把他们这种彼此相伴的即兴生活称为“一种没有安排的安排”。他们坚定地投入和热情拥抱这种生活，同时拒绝其他替代方案。所谓替代方案，指的是旅舍、收容所，以及疫情期间政府提供的酒店等。
艾玛第一次遇见这两人，是在2020年4月的一个清晨。疫情期间，她开始了过去少有的散步。或许因为长期待在屋子里，她比平时更敏锐地观察周围。一位在附近遛狗的人介绍她认识了尼克和帕斯卡尔。于是，他们开始聊天，谈各自母亲的去世，也谈对宗教的想法，以及机器人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艾玛好奇地问他们平时怎么吃饭？尼克回答：“人们很善良，经常会给我们带东西。他们也从中得到一些东西，给予会让他们感觉很好；而这对我们也好，因为我们有东西吃。”
艾玛被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吸引，想要更深入地认识他们。
是食物让艾玛与他们之间的联系逐渐紧密起来。疫情封城期间，艾玛比平时有更多时间做饭，而对她来说，多做一点，再送给尼克和帕斯卡尔，并不是什么难事。骑自行车给他们送饭，很快成为艾玛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那个许多人不得不待在屋里、守着电脑屏幕工作的时期，和这两位始终在户外生活、思考的男人相处，反而成为艾玛最大的乐趣之一。
当时，因为疫情和封城，待在户外像是一种“特权”。尼克也经常用“特权”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一年很快过去，他们分享彼此的生活，也一起反思该如何理解自由、满足、家、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艾玛意识到，他们正通过这种另类的生活方式，把对社会规范和价值的批判付诸实践。而这些规范与价值，往往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对财富的崇拜、对私有财产的迷恋等。
艾玛解释，她所做的是一种不寻常的人类学：她并不是进入某个贫困社区做田野，而是与两位露宿者建立了一种长期、偶然、彼此改变的关系。她甚至认为，尼克和帕斯卡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同行的人类学家”。
尼克和帕斯卡尔还告诉艾玛一个有趣的故事：巴克希（Bakshi ）几乎每天傍晚都会带着他的盲犬来找他们聊天，而他自己也有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人生：巴克希曾经在滑铁卢车站附近那个过去被称为 “硬纸箱城市”（Cardboard City）的地方睡了两年。这个名字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英国伦敦：当时200多名无家可归者聚集在伦敦滑铁卢车站与南岸之间的地下通道，他们用硬纸箱防寒、搭建遮蔽物，因此这一代被称为“硬纸箱城市”。后来，巴克希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为摩根大通的交易员，并在那里工作了20多年，直到退休。
艾玛“进入”了他们的世界，对户外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其中的艰辛、污名、不稳定性，以及各种现实挑战，同时，她也看到这种生活所带来的愉悦与自由感。比如，他们必须不断适应天气变化。有时，睡袋会被清晨的露水彻底浸湿，于是需要尽快晾晒。下雨时，他们需要用防水布盖住睡袋和装备，或者躲到伞下，有时甚至要连续躲上36个小时。这也正是把伞挂在树上的原因——非常实用，毕竟不用一直举着伞。
人类居民要与公园里的其他“居民”和睦相处：鸟、老鼠、狐狸、松鼠、昆虫、狗。彼此之间既有互动，也有竞争。秋天，海棠果终于成熟，尼克送给艾玛一大袋，并讲述自己的观感：“鹦鹉吃树顶上的，人类拿树底下的，中间的就留在树上腐烂。”尼克和帕斯卡尔也常常送艾玛东西：书、食物、衣服，甚至还有别人送给他们的枕头。因为在户外很难储存物品，他们始终只保留极少量的必需品。
这样的生活并不平静。有一次，警察夜里来到公园，把尼克和帕斯卡尔赶了出去，并禁止他们再回来。这让他们暂时变成了“无家可归者”。可他们之前不就已经无家可归吗？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并不是。尼克指着角树告诉艾玛：“这就是我的家，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无家可归的人。”在一座满是涂鸦的桥下躲了三天后，他们重新回到摄政公园，那把红黑相间的伞，也再次出现在老角树上。
几个月后，尼克和帕斯卡尔主动提议，让艾玛写写他们的生活。但艾玛一度犹豫不决。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她一直在写自己在公园里的经历和反思，却从未想过将尼克和帕斯卡尔当成“研究对象”。她始终警惕一中危险：把他们简化为“无家可归者”，居高临下地指点他们，把他们写成苦难样本……而在艾玛眼中，他们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与此同时，她也不想把他们浪漫化成某种反体制英雄。于是，艾玛建议三人一起合作写作，但尼克和帕斯卡尔拒绝了。他们说：“你是作家，你可以自由地写你想写的东西。”
传统西方人类学对“穷人”“边缘群体”“原住民”“殖民地人民”的研究，常带有一种隐性的居高临下的视角。早期人类学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结构：来自欧美大学的学者，对“遥远”“落后”“贫穷”的人群做田野调查，最后再由学者来解释他们的生活。于是，一种不平等也随之产生：研究者拥有书写权、发表权、定义权，而被研究者往往只能被描述。艾玛强烈反对这种“俯视视角”或“凝视”，她真正想呈现的是：“我们在雨伞下共同生活，而我也被改变。”她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够捕捉尼克和帕斯卡尔独特的生活与思考方式，也能讲述与他们相处的经验如何改变了她自己的感知与生活选择。并且，在这本书里，树、动物、鸟和天气不只是背景元素，而是故事中的重要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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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曾在一次关于词语与概念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中告诉艾玛：“我喜欢让自己处在一种持续怀疑的位置，这样我就有可能是错的。”正是这种开放性，让艾玛把尼克和帕斯卡尔视作“同行的人类学家”。
他们逆着常规生活，没有大多数人所依赖的那些传统支撑，因此反而成为异常敏锐的观察者。通过他们，艾玛也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露宿者、银行家、清洁工、建筑工人、护士、企业家、艺术家、失业者、作家、电影导演等等。这些人有时只是路过，有时来送食物，有时则停下来聊天。有趣的是，许多人都觉得可以向他们倾诉那些在别处难以启齿的事情：癌症诊断、关系困境、财务问题或是孤独。
最终，艾玛决定以非虚构回忆录的形式写作《角树下》，追踪她与尼克、帕斯卡尔在一年时间里彼此交织的生活：从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季节的循环，为艾玛的叙事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框架。在这个故事里，树、天气与鸟不断塑造着氛围与环境，把人类重新放回恰当的位置，同时也带来一种无常感，甚至某种惊奇感。某个早晨，雨后的树木闪着金色的光。尼克对艾玛说：“看看周围。大地、宇宙、创造、生命、死亡，全都在这里。而我们只是其中微小的粒子。我们三个人在同一时间出现在这里的概率小到不可思议，但我们确实在这里，所以不如享受这个夏天。”这种对于偶然性的感受，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敬畏感，正是艾玛想在书中捕捉的东西。
在这本书的结尾，艾玛邀请尼克和帕斯卡尔写点什么。结果，他们给一百多人写了个性化的感谢信。每个人都有名字，因他们多年来给予过的东西而被记住。例如：“Audrey，寒冬里的热食、对话和夹克，谢谢你。”“Anais，像机械降神一样出现，还有完美的热水。”“Cecilia，仍然通过艺术向权力说真话。谢谢你的书和丰富的对话。”“Gary和家人，圣诞节很棒的礼物。最好的部分，是你五岁孩子脸上的惊叹——当他意识到灰松鼠会爬、会跑、会跳。”“Mohammed，替你妈妈送来的卷饼。”
为人类学的非虚构写作开辟空间并不容易。实际上，为《角树下》找到合适的出版社，曾让艾玛费尽周折。因为它并不符合许多出版社对于“无家可归”题材的惯常期待。对于许多真正认同自己“无家可归”身份的人来说，生活现实当然常常是黯淡的，但那并不是艾玛这本书真正想讲述的主题。
艾玛认为，无论是从所谓“内部人”还是“外部人”的视角写作，这类作品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协作性的叙事。它们挑战既有规范，也难以被简单归类。但恰恰是人类学不断挑战预设期待、分类与假设的特质，使这门学科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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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中，艾玛谈到帕斯卡尔的头发已经14年没有剪过，他把这称为对惯例的一种“不敬”。谈到头发，艾玛回顾了《纠缠：头发的隐秘人生》的创作过程。她先将头发与自己在摄政公园看到的树作比较：头发和树都有“根”，都经常被修剪和塑形，以满足人类的欲望，同时也提供可被交易的原材料。在人发贸易中，头发甚至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作物”。
这个研究的目标之一，是追踪像头发这样的东西如何在商品化过程中被剥离掉所有个人与身体关联，跨越大陆流动，然后又在以假发或接发形式戴到新的头上时，被重新赋予生命。这些故事可能与健康有关，例如脱发者的经历；也可能与美、种族、遗产、宗教承诺、朋友关系及时尚有关。这个项目最初的标题是《面对面：解开全球人发贸易》，但艾玛很快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解开”，而更在于“纠缠”的本质。
为了研究头发，艾玛前往许多彼此迥异、却又都与头发相关的地方：印度南部的寺庙、缅甸的作坊、中国的假发工厂、塞内加尔的街头市场，以及欧洲和美国的犹太假发制造工厂、非洲裔发型展和脱发诊所等。她也在博物馆中追踪历史贸易的轮廓，寻找关于头发的收藏。其中甚至包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人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为了建立种族类型学而收集的头发标本。头发与许多关于贫困、必要性、劳动条件、抱负和技能的故事有关，也与宗教、审美、健康和身份认同紧密相连。其中，令艾玛印象最深的是“Shaitel-gate”事件。“Shaitel”是许多正统犹太女性所佩戴假发的称呼。“Shaitel-gate”事件发生于2004年。在那之前，供应正统犹太假发市场的最大来源是印度头发。这些假发之所以被佩戴，是因为佩戴者认为这是宗教义务：女性婚后需要遮盖自己的头发，有些人甚至会剃发，再以假发遮盖。而当以色列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拉比意识到，这些假发最大的来源其实是印度南部寺庙——当地人剃发是为了履行宗教誓愿时，他禁止在犹太假发中使用印度头发，并呼吁犹太女性焚烧这些假发，称其带有偶像崇拜性质。这一事件在情感、精神和经济层面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受到冲击的，不只是世界各地的“Shaitel”制作者和佩戴者，也包括整个全球头发贸易链中的商人和工人。
艾玛也很快发现，脱离身体的头发几乎无处不在：有人把头发绑在车辆上，以避免交通事故；头发出现在食品补充剂中；从头发中提取的蛋白质被广泛用于食品工业；头发也频繁出现在充满挑衅意味、令人不安的艺术作品中。甚至在亚洲许多地方，还存在一个专门收集和回收梳落废发的产业，而这个行业雇用了数十万女性。当人们在市场上买下一包头发或一顶标着“真人发”的假发时，很难想象，这些头发可能是由亚洲不同地区成百上千名女性的落发重新组合而成。
有了这些丰富素材后，艾玛开始写作《纠缠：头发的隐秘人生》。她希望这部作品既能捕捉头发本身的“不守规矩”，以及它作为分析工具的丰富性、讲述彼此连接的人类故事的能力，也能呈现它如何开启与新读者之间的人类学对话。因此，她决定写一部人类学非虚构作品——在其中，头发成为真正的主角，可以自由穿越地理、概念与学科边界。
谈到非虚构作品与学术写作的差异时，艾玛表示，非虚构作品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因此章节更短，语言也更具文学性。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之间切换时，它需要更灵活，同时减少脚注与参考文献等学术装置。“试着用简单的方式说复杂的事情，”她继续说，“而不是用复杂的方式说简单的事情。”
在《纠缠：头发的隐秘人生》中，艾玛追踪一缕头发如何离开身体、跨越国界、进入宗教、商业、种族、欲望与全球贸易体系之中……头发不再只是头发，而成为人与人、地方与地方之间复杂关系的载体。而在《角树下》中，艾玛写的不只是两位露宿者，而是一种彼此交织的生活。某种意义上，两本书都在做同一件事：它们都拒绝把世界切割成彼此孤立的部分。
在传统叙事里，人们总习惯于分类：家与流浪、中心与边缘、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但艾玛的非虚构作品在试图拆解这些边界。或许，这也是人类学非虚构写作最迷人的地方：呈现出那些“交织”和“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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