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访华这事已经过去两个星期了；但是有趣的是，中美在谈判成果的表述上语焉不详，车轱辘话来回说了几轮，为外界留下了巨大的猜想空间。笔者并非军事领域的专家；但是单就商务和经贸的方面（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来看，双方的谈判团队都在授人以柄这个问题上，面临着相当的压力。
这种压力很大程度来自于意识形态。我们之前调侃Marco Rubio一字之差（由于就任政府官员后需按新华社译名室规范译法重新翻译，他的见报中文名从参议员时期由美国大使馆取的“卢比奥”美国大使馆至今仍然使用这个翻译）改为了“鲁比奥”），但他在台下（参议员）和台上（国务卿）的表现确实判若两人，大有“今天的我反对昨天的我”的气势。
这种台上台下的反差，很大程度就有这种美国会在意识形态上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和“背锅侠”的问题。这种对中国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和1980年以来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批评是一脉相承的，充满着「屙不出屎赖屎坑」的味道——对于选民而言，自己的工作没了，那就80年代赖日本（陈果仁）、90年代赖韩国（洛杉矶）、00年代开始赖中国、10年代开始赖墨西哥、越南和印度、现在甚至赖起了人工智能……总之，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美国社会的就业问题和普通美国人所受的窝囊，是一定要通过议员的嘴，找一个情绪出口发泄出来的。
当然，对于议员而言，这种言论除了帮选民发泄情绪，很大程度上还有指桑骂槐的性质；同时，华盛顿特区掮客云集，也有不少说客乐得为反华势力居间搭桥，花钱买人帮腔。政府讲究利出一孔，没有授权不得随便开腔；而议员相对来说，讲话总是自由得多。因此，无论是对共和党议员还是民主党议员，借着批评中国批评执政党「没有按他们的想法行事」，都是一笔于公于私都稳赚不赔，又政治正确又中饱私囊的买卖。
但是，求人办事要有好脸色，这是人际关系的真理。如果政府跟着国会下场，天天骂中国的话，假如有事真要中国帮忙，就没法儿帮了。因此，政府虽然嘴上偶尔会提两句，但是大部分的官员和公务员，都不会积极参与到反华这件事情上来。前车之鉴不是没有——比如特朗普第一任任期的中情局局长和国务卿蓬佩奥（2011年到2017间代表堪萨斯州任职联邦众议员），那就是议员上位当官员，位置没摆正，最后一地鸡毛，也是众所周知了。
因此，卢比奥当然要“易名明志”、划清界限。当年卢比奥在反华议题上一马当先，本质上也是这种“指桑骂槐”精神的体现，名为反华，实为上位；因此，当他自己成了槐，他当然要即时转换立场，识得“收声”，免得自己日常工作难做。虽然这倒不是说鲁比奥本人在思想上真的随着改名大彻大悟，但是至少能看到他无论在美国国内政治上，还是在中美关系上，对“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七个字，想必还是有着深刻的理解。
当然，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的理解是独特的，和其他美国总统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这可以从一件小事上看出来。
2000年，美国国会出于“团结”国会和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的考虑，以通过法案的形式，拉着政府下水成立了一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虽然里面有不少“反华议员”，但在这个委员会刚刚成立的时候，至少还是云集了美国不说“友华”，至少说是最熟悉中国的议员——例如2001年担任此会主席，并一路担任委员到2012年（此后卸任是因为他要准备在2014年接任骆家辉上任驻华大使并退休）的蒙大拿州参议员马克斯•博卡斯（Max Baucus），就曾在1993年到2010年期间八度访华，是美国国会的老中国通；而Dianne Feinstein这位一连担任22年委员（2001年成立到2022年因病退休）的自身参议员，更是促成旧金山和上海结为友城的前辈。同时，在特朗普访华之前领导两党参议员队伍先行访华的Steve Daines，在这个委员会里也从2015年做到了2024年。
另外一个角度看，即使对中国持有不同看法，但乐意坐在委员会里面有商有量的反华议员，也大有人在。例如之前对对华贸易逆差颇有微词，一直推动废除小包的Sherrod Brown，就曾经坐了13年（2002年到2014年，之后2024年坐了一年）。
但是，在现在这个反华声浪层出不穷的当下，这个委员会竟然会面临缺编的问题——该会满编编制共有委员23人（9名参议员、9名众议员和5名政府公务员）；但是，但凡特朗普在任（例如2017到2020年的115、116届和现在的119届），五名政府公务员席位就会悬空；同时，最新的119届，参议员也缺名三位；而整体的议员资历也青黄不接，15位在任议员中，竟然有8位都是2025年才走马上任的。同时，像Daines这样，有着丰富对华经验的参议员，也被特朗普从委员会中抽出“另起炉灶”。
这些都显示出中国议题在美国国内的高度敏感性。特朗普以拒派公务员代表，切断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官方沟通渠道的形式，事实上展现了在中国议题上美国政府的对抗态度，架空了委员会和议员等“江湖”人士在中国事务上对“庙堂”的影响；而由于影响削弱，有意参与其中的议员人数和“素质”自然也大不如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江湖”人士从此就绝迹于中国事务。事实上，由于不再能够通过委员会影响“庙堂”决策，不再能够通过政府公务员获得信息，国会议员们为了证明观点，就更加需要依赖说客和利益团体提供的信息，然后在美式自媒体上施加压力来隔空喊话。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媒体上的反华调门越来越高，两边自说自话的情绪越来越重——毕竟，议员仍然需要通过媒体来证明自己嘛。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逐步扩大。对于美国的政府而言，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被国会绑架的烫手山芋。任何谈判都可能被反对党（甚至包括同党内部的反对派系）视为软弱，从而被大肆攻讦。
这种情况和60年代是很像的。在英语当中有一句话叫做“Nixon in China”——只有像尼克松这样立场死硬、政治资本极为雄厚的人，才能把任何事都包装成“为立场服务”而无人反对。在当时美国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平稳离开越南的背景下，但凡美国总统平日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稍微温和一些，都会被攻讦；但尼克松这样极为强硬的人，反而可以把访华包装成“反对苏联”的工具（事实上当时也确实想这么做），从而在美国国内不致面临攻击。
换言之，正如中国俗语“贪官要奸，清官更要奸”一样，但凡美国有人希望在中美关系上有所作为，那首先得积累雄厚的政治资本，同时把人设和立场摆好才行。那么问题来了，美国现在确实在一些事情上需要中国，和中国是有合作空间的；但特朗普有这样的政治资本、人设和立场吗？这事世界各地、美国境内各方来看，显然是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特朗普的团队显然不敢冒险；而中方团队也不会让美方的反对派破坏关系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小事开大会、大事开小会、要事不开会，尽可能避免形成新闻，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虽然我们中国人讲事以密成，但这种刻意话留三分去让人去“悟”的做法，使得外界对中美关系的判断变得模糊。可以看到的是，即使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没看明白，以至于要飞过来一趟。但这正是特朗普希望达到的目的——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又什么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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