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5日，梵蒂冈教皇利奥十四世发布名为《Magnifica Humanitas》（人类伟大）的教皇通谕，确立梵蒂冈教廷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立场。这是利奥教皇任内的首份通谕，用词超规严峻，将AI的军事风险等同于核武器，并称：
“技术不能定义人，但人必须定义技术。人的价值不来自效率、产出或能力，而来自上帝的创造。如今真正掌握技术权力的不是国家，而是少数私人跨国企业，其资源和影响力已超过许多政府。 ”
类似观点并不新鲜，但真正引发关注是——本次发布会上，教皇身边正是科技巨头Anthropic的联合创始人Christopher Olah。
这场教会与科学的当代相逢，气氛倒是格外友好——教皇本人特别感谢Olah能够受邀前来，并同意与Anthropic一起“在AI时代寻找人类的出路”。Olah则表示感谢，与梵蒂冈联手是因为“AI带来的问题，已经超过科技研究本身”：
“每个AI公司，包括Anthropic在内，都是在一套激励系统中运转的。这就导致我们有时会无法做出正确的事，不论我们自己如何坚守。所以我们需要这套激励系统之外的人，可以虔诚地给我们可靠的建议”
教皇利奥十四世对AI格外关注，甚至被媒体戏称为“AI教皇”——在上任之初，他将AI定为自己主教期间的核心议题，前一阵他主导梵蒂冈成立跨部门AI委员会，以及在当选教皇之后，他在宗教仪式期间被拍到手腕上的Apple Watch…
科技公司对梵蒂冈的兴趣同样由来已久。Anthropic不是唯一一家对梵蒂冈感兴趣的公司。据《Politico》消息，包括Meta,Goolge等多家科技公司，曾在一个“保护青少年免受AI影响”的活动上与教皇短暂互动，但活动结束后，双方在法国驻梵蒂冈使馆有过几小时的会面，探讨通谕中梵蒂冈对AI的立场问题。
《Politico》概括道： “在花了数年游说政府和公众后，现在硅谷终于也开始游说梵蒂冈了。”
Anthropic确实比其他AI公司更常提到道德准则，包括曾经提出《AI宪法》来规范训练模型时的道德框架。虽然这份《宪法》后来因为太过空洞而被群嘲“违宪”，但常使用Chat, Claude, Gemini和Grok这些模型时，还是会感觉到Claude在一些问题上强行闭嘴的设定感。
梵蒂冈也并非首次在科技变革期表态发声。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也发表过一份通谕，名为《Rerum Novarum》（劳工通谕）。时值工业革命后资本与劳工冲突的时期，利奥十三世呼吁“工人是人，不是工具”。1936年，时任教皇还对电视机的兴起表示过担忧，认为视频传媒“既可以放大人性的善，也能放大人性的恶”，呼吁社会不要因为资本逐利而忘记道德。
这一次，教会与科技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相爱相杀，如今竟然神奇地拉起手来：当新兴科技遇上古典宗教——一方需要道德授权，另一方需要授权道德——双方可以共赢成长。
这也是硅谷的梵蒂冈战略中格外聪明的一点：政府与法律只能约束规训，但宗教却可以决定人们相信什么。
而梵蒂冈也不是没有收获——21世纪教廷的挑战，并非宗教战争或是理论危机，而是边缘化。消费主义、社交媒体这些顺着人性蔓延的世俗化力量无法被逆转，但AI却提供了一个正中神学核心论述的问题——何以为人。在欢愉年代，这个问题会让人翻白眼开玩笑，但AI把这个问题重新变成了一个开放的、紧迫的、政治性的问题——而神学是最有历史积累的唯一答题者。
借此机会，梵蒂冈也把"人之为人"的探讨重新植入主流治理，从而不仅决定了人们相信什么，还裁决了人们相信谁——当教皇加冕国王时，教皇也同样得到了王权的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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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神授本身就有着不可避免的内在交易性——中世纪期间，世俗权力的交接，需要神圣权威的背书才能完整。国王拥有军队和土地，但没有教皇的加冕，王权始终是裸露的、不稳定的。这是一种古老的权力完整性逻辑——纯粹的强制力需要被神圣化，才能从"统治"升级为"秩序"。
历史上，教会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有时真正塑造了时代，有时则被时代所塑造。唯一的共性是——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都是教会的机遇窗口。但这种神权加持王权的游戏，很少真正善终。
1534年，亨利八世在教皇拒绝承认其婚姻无效后，通过《至尊法案》宣布英格兰国王而非教皇才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罗马教廷数百年来在英格兰积累的宗教权威，第一次被国家机器直接切断。
1804年，教皇庇护七世亲赴巴黎，为拿破仑主持加冕典礼。但在仪式最关键的时刻，拿破仑却亲手从祭坛上拿起皇冠，戴在自己头上。整个欧洲都看懂了这个动作：旧时代的神权依然被邀请出席，但它已不再拥有最终决定权。
即便是利奥十四世教皇致敬的1891年《劳工通谕》曾高调介入工业革命并保护工人尊严，但真正改变劳工处境的，是工会、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立法——不是教会的道德号召。通谕的语言被引用，但权力留在了世俗手里。
每一次，神权的加持都来得庄严，去得悄然。一旦王权站稳了脚跟，教皇的加冕便成了装饰。
Anthropic与梵蒂冈的合作，结构上惊人地相似。Anthropic拥有模型、数据和算力，拥有真实的技术权力。但这种权力是裸露的——它超出了传统商业的实力，却又缺乏道德正当性，以及超越商业利益的叙事，没有让普通人心甘情愿接受其影响的理由。
于是它去找了教皇。
其实这个动作本身，比通谕的任何一段道德阐述都更说明问题——Anthropic所寻求的神权加持，并非只是道德框架，而是定义道德框架的神圣性。而这也正中梵蒂冈的所需——技术权力需要道德正当性，道德权威需要时代相关性，这种交换从中世纪起就没有变过。唯一的问题是，从中世纪史穿越至今，每一次，人们都错误地以为自己找到了终极的答案。
（作者现于牛津大学攻读MBA，主攻商业与政治神学。前央视驻白宫记者、驻巴西记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