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二（5月19日），渣打集团行政总裁温拓思（Bill Winters）在香港宣布2030年前削减逾15%、约八千个后勤岗位，并用了一个瞬间在纽约、伦敦、香港被刷屏的短语：“以技术取代低增值的人力资本”（replacing lower-value human capital）。上周五，他在LinkedIn上为这一用词道歉。短短三天的态度转变，这位总裁示范了一件事：在AI是否取代人类这件事上，他并不是很清楚。
其实“AI取代人类”的论调早已甚嚣尘上，类似的论调包括“AI不会取代人，但会取代不会用AI的人”。但真正决定AI能否落地的，除了参数规模，更重要的是指令本身的形状。一种新的说法出现：AI取代不了打工人，因为它听不懂老板的指令，比如：“你看着办。”
在高权力距离（high power distance）的单位中（比如东亚地区的一些职场），上位者会刻意以模糊的口吻来彰显权力，最常见的就是那句“你看着办”，以及与之配套的“我这边不干预”。它们在中文世界里还有若干同类项：“原则上同意”“适当推进”“再研究一下”。要读懂它们其实很简单，反向解读即可：从来不是“我来办”或者“这样办”，而是同一句潜台词：“出了事，你担着。”
这给AI设计者和科技达人都出了一道难题。科技先行者们通过播客和博客努力告诉人们如何做提示词工程。无论是Anthropic为Claude发布的提示词工程文档、还是业界流传甚广的CARE（Context, Ask, Rules, Examples）、RACE（Role、Action、Context、Execute）、RISE（Role、Input、Steps、Expectation）等数十种提示词框架，都默认一个前提：使用者清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做成什么样子。比如，CARE要求明确场景（Context）、给出范例（Example）、说清输出动作（Action），但若上游指令本身语焉不详，再精巧的提示词都只能把模糊的指令变得更糟糕。
我必须指出，市面上大多数提示词工程的教程（包括声名大噪的AI智能体（AI Agent）教程），几乎都是以“执行方”的视角来陈述的。没有一份指南是写给统筹管理者看的：如何向同辈与下属同时下达多项重要且紧急的任务，如何知人善任、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位置，如何在长期项目中排兵布阵（哦，前提是这个团队真有长期计划，且能存活得够久、可以等到长期计划实施的那一天）。领导者与执行者之间，本就横着一道天然的屏障；AI时代，这道屏障正在扩大，变成鸿沟。
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权力和知识系列论述中说过：模糊性本身就是彰显权力的方式之一。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谁可以直接打谁的电话，谁的时间可以被随意耽误，谁的指令可以不必清晰但是要求对方举一反三，谁可以越过流程临时指派对接人（哪怕这种指派违反公司架构、违背任贤逻辑）。管理学教科书会说，权力追责服务于追责：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但在一些机构的真实运作里，指令的模糊可能是官瘾作祟，但唯独和“降本增效”无关，既要、又要、还要。
这种模糊性造成了一系列滑稽的结果。一方面，资本市场上“bossware”（员工监控软件）赛道融资活跃，企业急于侦测员工的情绪、行为、评估其绩效，预判其离职风险。但另一方面，AI辅助的会议纪要与职场沟通工具，至今没有真正的杀手级应用。稍微了解东亚机构运作的人都明白：真正的会议不在会上，而在会后；真正的决定不进会议纪要，也不能留痕。AI的天职是减少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恰恰是权力的来源。这是AI办公系统落地项目最大的“卡脖子”因素。
我曾在FT中文网撰文指出，AI助手正在演变成职场马屁精：以“提供情绪价值”为名，行三跪九叩之实。可否设想发明一台专门用来通过服从性测试的机器人？六十余年前，耶鲁大学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在那场后来被行为伦理反复批判的著名实验里证明：普通人在权威指令下，可以执行残忍到自己也无法相信的命令。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平庸之恶”：服从从来不需要恶意，只需要不假思索。
如今，我们要反过来问AI：当一个员工受到不公正对待，AI是教他如何更平滑地通过服从性测试，还是告诉他：这条高层指令值得商榷、你应该理直气壮提出异议？这是AI治理与对齐（alignment）政策研究者、AI开发者不能回避的问题：它决定了我们最终造出的，是八面玲珑服从机器，还是一个有底线的、维护员工尊严、制衡高位者权力的工具。
改进的路径其实并不复杂：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多一秒钟对“指令清晰度”抱以基本的尊重；管理学文献早就警告过“行政便利主义”（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的代价。手握权力者任贤而非任亲；中层管理者承上启下而非传递焦虑；底层不必成为权力的附庸。
回到开篇。渣打的温拓思把那些待裁的岗位定性为“低增值的人力资本”（lower-value human capital），这个表述充斥着浓烈的MBA教科书气息，冰冷理性，果断强硬，是很多中层领导试图东施效颦的派头。但我好奇：这位掌门人究竟如何定义“价值”：是能精准解读其私心的人、是懂得在他面前俯首称臣的人、还是真正能为损益表带来数字的人？他和董事会当然希望是第三项。然而在多数公司的运作里，决定谁走谁留的，是且仅仅是前两项。
任何一场以“提升技术”、“释放价值”为名的结构调整，都值得拷问：被定义为“低价值”的究竟是哪些人？很可能是那些专业主义至上、为公司带来效益、却不愿揣摩上意的人。“技术普及”不止是组织对异见者的一次筛选。在人类与AI合作、跨部门合作越发常态化的今天，再强大的模型也读不懂那一句意味深长的“你看着办”，而这恰恰是未来公共话语中，最该被画上红线、也应该真正退场的一句话。
（张昕之是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他考察人工智能对新闻生产、传播生态与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由此推动的媒体创新转型。责任编辑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