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范式？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中国影响世界”系列短篇专著中，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王立德教授，试图回答这一问题。他是一位在中国环境法领域深耕多年的学者。
乍看之下，《中国的全球环境主义》带有浓厚的学术色彩，但它兼具大众可读性。对中国不了解的读者，可以从王教授的清晰叙述中，获悉中国从“环境污染者”转变为“气候拯救者”的过程；而经验更丰富的中国观察者，则会欣赏书中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他对中国当前绿色转型是否正在孕育一种全新发展范式的讨论。
话虽如此，这本书篇幅不足百页，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读完之后，我对王教授提出的，也是我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环保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仍然没有定论。
中国全球环境主义的源起
王教授指出，中国的环境治理呈现出一个“碎片化且不完美的过程”，但“随着时间推移，仍在逐步朝着实现环境政策目标迈进”。他的分析涵盖四个相互交织的维度：意识形态、外交、经济治国方略以及国际合作。综合来看，他认为，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全球环境主义”。
在意识形态层面，王教授强调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它已与中国最高领导层紧密关联。事实上，《习近平思想》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是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革命”。在宏大的政治叙事中，人们很容易迷失其间。对于这一概念的含义，也存在大量分歧。王教授引用批评者的观点，认为此类标签代表的是一种乌托邦式、技术官僚化的环境治理方案，本质上还是纵容经济增长不受约束。他也引用另一类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根植于中国古代哲学，例如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还有人将其理解为一种工具主义，即中国“以生态为手段，来塑造自然、社会与空间”。
王教授尽力在“中国全球环境主义”的框架下来整合这些分散的观点。他写道，这一发展理念由“一套杂糅的价值观”构成。中国在其中将自己塑造为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并宣称其模式能够实现其他体系无法获得的绿色成果。但他也认为，承载这些理念的官方话语往往流于表面，将其形容为对绿色价值的“一种朦胧式的召唤”。
从意识形态转向外交层面，王教授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律实践的律师以及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的优势，在这一部分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他评估了中国在全球条约中的参与情况，例如应对臭氧层消耗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他的分析聚焦中国的发展历程如何赋予其在绿色外交上更强的领导力。
王教授还对中国环境外交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而有用的历史梳理。1979年前，中国在这一议题上的外交主要由意识形态驱动，态度强硬，将环境问题广泛归咎于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向防御姿态，作为一个贫穷国家强调自身的“发展权”。随着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变得务实，同意遵守国际环境标准，以便向《蒙特利尔议定书》签署国出口产品。如今，可以说在某种“后改革时代”的语境下，中国已展现出一种毋庸置疑的自信。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成立，以及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展现出“共同主导”的自信姿态，都彰显其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王教授将当下的中国形容为“气候外交巨擘”。他说，中国因其绿色外交赢得赞誉，成为首个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大型发展中国家。这也预示了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涵盖可再生能源、电池、电动汽车等行业，中国正通过经济治国方略和国际合作大力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但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这道光环的背后也有阴影，书的下半部分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世界的范式？
如前所述，这个更为自信的中国宣称，其绿色发展代表着一场“发展观的深刻革命”。但这一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反响究竟如何？本书通过引用大量文献与访谈材料，从正反两方面展开论述。分歧显而易见，例如在全球能源领域的角色上——这是中国海外投资与贷款的核心领域，批评者认为，中国的海外能源布局长期倾向化石燃料项目；而支持者则认为，中国不过是在回应全球南方国家的需求。
值得肯定的是，基于书中提到的多重原因，中国于2021年停止了海外煤电项目融资，并在发展中国家加大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其他相关技术的投资。但其中有多少是源于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参与者的自觉担当？又有多少只是其作为全球最大绿色技术生产国所拥有的竞争优势的自然延伸？
本书还提供了更多值得我们思考的论据。书中详细回顾了智利与中国的合作，智利在把握投资、贸易与绿色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在管控地缘政治风险。王教授将此称为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务实应对”。这一部分有助于呈现受援国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参与。他进一步解析了中国的国际合作机制，例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他指出，这些机制体现了中国谨慎外交的典型特征：强调公共礼仪、倡导自愿而非强制性标准，以及偏好低风险的合作形式，如科研合作。王教授还深入探讨了具体项目的案例，例如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等，这些案例展示了中国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在实际落地过程中的真实面貌。它们往往错综复杂，并且不可避免地需要权衡取舍。
书中并未对那个根本性问题给出肯定答案——“中国的全球环境主义”是否提供了一个可供世界效仿的模式。尽管中国已从“雾霾之都”全面转型为气候技术强国，但在西方舆论场中，怀疑情绪依然浓厚，中国如今常被视为战略竞争者。
在书的结尾部分，王教授总结道：“中国推动全球环境主义，本质上是一项以经济发展和安全目标为核心驱动的战略举措。”
笔者本希望他能对此展开更多论述。中国的全球环境主义如何融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是否是一种取代美国、追求全球主导地位的战略？抑或是在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试图维护既有的国际规范？或许，笔者对这些问题的期待，是在期望一本与王教授所著不同的书。
王教授这本篇幅精炼的著作，为解读当下的“绿色中国”提供了真知灼见。作者数十年来致力于理解并参与中国这一崛起大国的发展进程，书中充满了精辟而谦逊的见解。在书的前半部分，王教授引用了政治学专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一句话：“500枚英国核弹对美国的威胁，不如5枚朝鲜核弹大。”由此，他提出了书中最精彩的洞见之一：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被如何理解至关重要。中国在绿色成就方面已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但要真正理解中国，仍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
作者简介：郭绍明（Calvin Quek），牛津可持续金融集团（Oxford Sustainable Finance Group）自然金融执行总监。此前，他曾任职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绿色和平东亚分部。
注：此文原载环境网站“对话地球”。FT中文网经“对话地球”授权转载此文。对话地球是一家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的非盈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