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出现时，科技界喜欢谈“连结世界”的愿景。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在建立社交平台时，怀着的理念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成为朋友，形成一个全球社群。很多人相信社交平台会成为促进和平的有力工具，因为当你的社交平台朋友圈中有来自伊朗或以色列的朋友，你就不会那么轻易赞成把炮弹射到你朋友的家园。
然而，社交平台发展超过二十年后，现实却与这个愿景大相径庭。今天社交媒体不但未见人与人的深刻联系以及和平共处，反而某程度上加深了文化的误解与冲突。社交平台让我们更容易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几乎可以同步同时“经历”各种大事件，但基于平台背后的商业逻辑，算法以流量及互动数据推送内容，令内容日趋表面化、情绪化，以及碎片化，把人们关在各自的回声室（echo chamber）之中，然后片面地解读这个世界。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显示，这种回声室现象与社会两极化及碎片化有密切关系。去年九月刊登于期刊《Acta Psychologica》的研究分析了5000则推特（Twitter）帖文，结果发现有两成帖文都属于有冒犯性或带有有害语言特征的“有毒内容”，而有毒内容与互动频率（包括点赞、转发及留言)都呈现强烈正相关，带有毒性的帖子获得了约27％更高的能见度，以及约85％更多的转发。
我们连上了世界，却困在自己的世界
“机不离手”的青少年活在这种社交媒体环境下如何应对呢？去年十月刊登于哈佛肯尼迪学院期刊《Misinformation Review》的研究就发现，青年人对算法如何运作有更高认知，虽然更能察觉算法造成的媒体问题包括错误信息的风险和过滤气泡，但这种知识并没有令他们去纠正错误信息，或让他们更主动寻求接收多元观点。用更直白的说法，青年人知道算法有问题，但停留于一个“知”字，并没有行动。研究的学者认为，这反映了单单教授算法运作的知识亦不足够，从教育及政策层面都应更有策略地提升社交平台互动的素质。
社交平台除了因追求流量，让恶意及情绪被刻意放大散播外，学者研究亦发现，文化的差异亦容易导致误解甚至冲突。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有礼貌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被视为粗鲁甚至冒犯。换言之，科技让我们更快地接触到世界的大小人事，但在没有事前的知识准备及心态建立前，急于把不同文化的人放在一起，却欠缺了解与尊重，只会更容易造成磨擦。从教育入手建立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及素养，越来越重要。
跨文化课室，用经历让年轻人认识彼此
笔者过去两年有幸获浸大全人教育教与学中心支持，重新设计所教的财经新闻课堂，让课堂加入跨文化交流元素，香港的新闻系学生与来自印尼雅加达的同学可以一起遥距学习。透过视像会议平台及聊天室等传播科技，两地学生有机会互相认识对方城市的经济状况，并就物价、失业以及人工智能的影响等议题互相访问。
课程特意加入了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培训，包括参考了学者Erin Meyer的著作《文化地图》(The Culture Map)提出的八个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面向。例如其中一个面向是沟通取向，将文化粗略分为高情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与低情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来自高情境文化的人，传达讯息时倾向较隐晦，接收者需要考虑更多背景脉络，才能明白弦外之音；而来自低情境文化的人，则较喜欢清楚直白的沟通。
不过笔者也提醒学生，这类文化框架只是一个参考工具，而非将人定型的标签。任何文化分类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真正的跨文化理解及沟通，往往需要透过时间的积累以及真实的相处，才能逐渐建立。这个课堂安排的意义，不只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一个安全而持续的环境中，有机会与不同背景的人有共同的亲身学习经历，才是真正改变的关键。
例如我们的课堂恰好在印尼同学的斋戒月期间进行。印尼同学在斋戒月不需回校上课，各自在家中登入视像会议，而香港的同学则在大学同处一个课室，透过大屏幕与印尼同学交流。这个安排本身，已成为一个珍贵的学习经历，让香港同学从荧幕看到印尼同学在各自家中的情况，亦了解到他们在斋戒月的上课安排，以及物价上涨如何影响他们的节庆生活；同一时间，印尼同学也透过访问，了解通胀及油价高企如何影响港人的消费。
笔者在课堂的问卷调查发现，超过九成的参与学生都表示，在这个课堂之前，从未认识一个来自对方地区的朋友，换言之，这次是他们首次有机会与印尼或香港的同学建立连结及进行学习交流。大学近年虽积极推动海外交流，但基于不少同学的家庭及个人情况，长时间离家未必可行。透过这种“虚拟交流”，正好为这班同学带来跨文化的交流机会，他们这种与一个有真实名字、看得到容貌的人交流，总比匿名社交媒体的互动更深入。
Connection还是Collection？
科技进步为世界的协作带来很多可能，但以上提及的研究以及最近这个跨文化的教育经历都提醒我，我们应追求人与人之间建立真实联系（Connection），而非单纯把人聚集一处（Collection）。无论是政策制定者、平台设计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这个各走极端的时代，还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想想，如何创造更有利环境，就算未能建立理想的“连结世界”，也不致于让社会加速分裂。
（苏铭恒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专业应用副教授兼财经新闻组别统筹。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catherine.li@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