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的托举”，已经成为一个被熟练使用的“术语”。在竞争加剧，资本回报率远超劳动的当下，年轻人似乎前所未有地“清醒”，渴望站在上一辈的肩膀上出发，而不是白手起家。
相对应的，那些失去托举的人，难道只能归咎于上一代人不够努力吗？
“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什么社会的分配制度和评价体系持续地把更多价值赋予那些已经拥有原始积累的家庭、地区和群体？”杜伦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许玲玲给出了她的回答。
许玲玲成长于潮汕农村，本科在奖学金支持下留学香港，毕业后在香港做了五年英语教师，帮家里还债。之后，她继续留学英国，在伦敦国王学院和剑桥大学先后完成了硕博学位。她新出版的《时间继承者：时间不平等如何塑造中国高等教育流动性》跨越了她十年来的研究和访谈课题：留学生以及他们的“来时路”。
尽管作为一本学术论著，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并没有在书中流露，但如若了解她的“来时路”，便不难读出那些理论与案例背后，藏着一位“小镇做题家”的生命写作。在学习教育学的过程中，她开始接触到“阶级”“不平等”等社会学概念。社会学理论让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心里隐秘的痛苦有了名字。而给这些痛苦命名的人，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布尔迪厄认为，社会通过继承、惯习与时间实现了一种隐蔽的“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这解释了为何现代社会看似流动性增加，阶层固化却依然稳如磐石。因为不平等不仅体现在财富的多寡，更在于时间利用方式、文化品味以及对未来掌控感的全面差距。时间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是一种资源和控制手段。优势阶级拥有掌握生活节奏的权力，能够从容地进行“时间投资”，而贫困阶层则被困在迫切的当下，忙于为生存奔波，会过早放弃学业或长期规划。
回想在香港做老师的时候，她曾连续几个月都没办法去银行办事，只因为她周一到周六每天都要工作，和银行营业时间重合。她在研究对象上也看到了这种“时间贫困”的困境。于是，她想要弄清楚：时间是怎么作为阶级运作的机制来运转的。
“时间贫困”指的不仅是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也包含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隐形时间债务”。在她的访谈中，总能看到一群“懂事”的孩子。为了报偿家庭的教育投入，他们急于投身忙碌的工作以缓解经济压力。这种“必须尽早还债”的愧疚感，不仅剥夺了他们试错的空间，更在之后的人生里持续塑造着他们的性格底色与决策模式。
继承得来的时间，还包括允许犯错、探索、和因为提前了解的信息而节省下来的时间。她的研究对象中有一群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他们通常因为内地大学提供的优惠政策选择到内地留学。毕业后，他们却意识到，因两地学历认证的差异，自己必须额外投入两至三年的时间和学费去考取准入证书；有的学生读了国际法研究生，却发现无法直接执业.....这些缺乏资源和信息的年轻人为了达到原先的就业目标，比同龄人多绕了一段远路。
时间和金钱都是资源，但与金钱不同的是，时间是不可逆的，一旦花出去，就无法收回。这使得时间在不平等再生产中显得格外残酷，却又常常被忽视。因为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公平的，任何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时，取决于你如何使用。于是，似乎如何运用时间，是完全由个人意志主宰的，是个人要对自己负的责任，只关乎个人能力，以及是否努力。
不过，许玲玲却对这种个人叙事保持着高度警惕。
有些人投入了大量资源，仍然会被通勤、兼职、信息差和制度门槛所拖住，他们的时间被切碎，无法形成积累和复利；农村背景的大学生难以迅速适应进入大学和城市后的“游戏规则”；女性的关键人生选择更多地受到社会观念中婚育年限的影响；在以英语为主的全球现代学术体系里，非英语母语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克服语言障碍来学习和发表成果......这是她亲身经历的无数个切片，更是她在研究中识别到的群体共性。
那些看似只关于个人能力和选择的现象，背后往往潜藏着权力和制度的阴影。时间也是如此。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时间”来讨论不平等时，我们对制度的期待也会变得更加具体。”《时间继承者》出版后，许玲玲开始在英国国家学术院的支持下进行艺术和游戏的教育项目，让更多大众理解时间继承机制对人的影响，同时，她也在尝试建立一个让弱势的“时间继承者”互相支援的社群，在制度和家庭暂时无能为力的缝隙里彼此“托举”。
以下是专访全文：
FT中文网：您个人的求学和职业生涯经历了多次跨越。作为研究者，您为何转向教育社会学？个人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你对研究现象的嗅觉？
许玲玲：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做教育研究的。我在香港教育大学本科毕业后就在香港教书，一边帮家里还债，还完后就想去进修一个硕士学位。当时我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教育测评。我在香港当老师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个星期学生都有测试，但我个人觉得这些测试似乎对学生并不是很有帮助。于是我就好奇怎样更好地设计教育测评。
在读硕士期间，我开始接触到“阶级”“不平等”这样的社会学概念。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些概念对我而言不是抽象的，而是与我的生命相连的通道。它们帮助我理解过去的经历，也让我可以去想象自己未来的样子。
我的成长和求学历程经过了多次“跨越”。我出生于潮汕的一个农村，本科的第一所大学在广州。我去广州报到的时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大城市。之后，我又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再到英国求学。这些“移动”让我意识到，“教育改变命运”在我自己身上真实地发生了——否则我现在可能还生活在我们村里，但教育对人命运的作用力，并不是平均的，也并不总是温和的。
个人经历对研究嗅觉的影响，最直接的体现是：我会对那些被叙述为“个人能力”或“个人选择”问题的现象格外敏感，尤其关注其中与时间相关的羞愧、内疚和焦虑等情绪。
比如，我在香港当老师的时候，第一次非常具体地体会到什么叫“时间匮乏”。那不只是忙，而是一种生活被安排得密不透风的状态。连处理最基本的公共事务，比如去银行办理个人业务，都会被挤出日程之外。那段时间里，我曾连续几个月都没办法去银行，因为从周一到周六我每天都要工作，周日还要备课，而银行只在周一到周六上午营业。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时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结构性资源。一个人如果连维持日常生活、处理基本事务的时间都没有，那么所谓的规划、自我提升、自我实现，这些我们常听到的说法，就很容易变成一种道德化的要求，而不再是切实可行的选项。
等到我来英国读博士、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又经历了另一种时间压力。比如2016年6月，我的学生签证只剩最后一个月了，但我投了50多封求职信，几乎都没有回应。与此同时，我的银行账户也快要见底，存款几乎是零。在求职和签证身份都充满不确定性的那段时间，我其实经历了一个非常难熬的过程。那种压力不只是因为竞争激烈，更是因为你会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未来被压缩在一个不断收紧的时间窗口里。机会来得很慢，结果也不确定，但你根本不敢停下来，因为一旦停下来，就可能错过那个窗口，甚至失去继续留在这个体系里的机会。
这种“必须快”的感受，也让我更能理解，为什么许多受访者在面对关键选择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短期内更保守、但回报立刻可见的路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长远规划，而是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再等一等”的成本。
与此同时，我也始终提醒自己，个人经验只能提供问题意识，不能替代证据。所以在这本书里，我其实并没有写入自己的经历，只有在接受采访、回顾研究缘起时，才会谈到这些部分。在具体研究中，我尽量把这些直觉重新放回结构与材料之中，通过经验资料和理论分析来检验。
比如，我会关注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路径、以及处于不同流动位置和轨迹中的人，他们的时间究竟是如何被分配、被消耗，又如何被转化为机会的。又有哪些机制是跨情境反复出现的？
可以说，个人经历让我更容易听见时间不平等的存在，而学术训练则要求我把这种“听见”转化为可以讨论、可以验证，也可以被反驳的理性分析。
FT中文网：很多人会认为，所谓“时间贫困”，归根结底还是“贫困”，时间贫困不过是经济贫困的一种表现。本质上仍然是经济问题。
但您的研究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解释，而是把“时间”本身作为理解不平等的一条重要线索。那您为什么认为，时间值得被单独提出、单独分析？换句话说，研究时间贫困，和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贫困，真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许玲玲：如果要回应“研究时间贫困与研究贫穷并没有本质区别”这样的看法，我首先想强调的是，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当然毋庸置疑。按照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来看，经济资本始终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一种资本。因此，我并不否认金钱的重要性。
但我在田野中反复看到的是，决定很多人在人生关键分叉口上走向何处的，并不总是“钱够不够”，而是“有没有时间去等、去试、去弄清楚规则，以及去承受一次、两次，甚至三次失败”。换句话说，金钱是一种资源形态，而时间则决定了资源如何被使用、被消耗、被浪费，或者被增值。更关键的是，时间具有不可逆性，一旦花出去，就无法收回。这使得时间在不平等再生产中显得格外残酷，却又常常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