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讲是美国政治中最具仪式感的场合之一。在国会大厦众议院会议厅，联邦政府三大分支的最高权力代表——总统、副总统、内阁部长、参众两院议员、最高法院大法官，齐聚一堂，呈现出一幅美国宪政架构的全家福。然而，今年2月24日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会场，这张全家福却残缺不全——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多达5位选择了缺席。
多名大法官同时缺席总统国情咨文，并非没有先例。但今年却格外令人关注——就在几天前，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推翻了特朗普总统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加征的全球关税。支持这一判决的，除了三名自由派大法官，还有三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和艾米・巴雷特（Amy Barrett）都是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任命的。
加征全球关税是特朗普总统的招牌政策。最高法院这一判决，无疑是他第二任执政以来遭遇的最大司法挫折。判决作出后，他在不止一个场合言辞激烈地抨击三名支持判决的保守派大法官。不过，抨击归抨击，总统对大法官无可奈何。
按照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一款，联邦法官是终身制，除非自己辞职、退休或被国会弹劾，否则可以任职终身。而总统最多只能任八年。过去50年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平均在位年限是26年，会经历好几位总统。比如，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大法官，就已经经历了六位总统。
美国《宪法》限定总统和国会议员的任期，为什么却允许法官终身制呢？这背后的逻辑是权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分支要相互制衡，有个前提：它们掌握的权力必须是大致平衡的。国会掌握立法权和财权，总统掌握行政系统和军队，都是大权在握，而法院没有财权、军权这类实权，只有判决权，是三个权力分支中最弱的一支，难以跟立法、行政平起平坐。如果权力失衡，分权制衡就会流于形式。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宪法》必须给法官加一层护身符，这就是联邦法官终身制的来由。但只有终身制是不够的，法官手里还必须掌握能有效制约总统和国会的司法工具。美国《宪法》并没有明文提供这样一种工具。建国之初，最高法院通过一项判决，自己打造了一件神奇的宪法工具 —— 司法审查权（judicial review）。
1803 年，在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依据《宪法》的分权制衡原则，通过精妙的法理论述，确立了司法审查权：解释法律的权力在法院；联邦法院有权依据《宪法》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和行政当局的政策，如果判定违宪，就可以予以废除。
两百多年来，正是这项不见于《宪法》明文规定的权力，成了美国宪政坚实的支柱。尤其在国会因党争陷入僵局、无力约束行政权力扩张的时段，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往往成为阻挡总统越权、维护分权制衡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特朗普政府关税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再一次发挥了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判决之后，公众和媒体的目光大多聚焦在关税问题上，但在这起案件中，关税只是一个导火索，宪法的权力制衡原则才是核心。最高法院审理的不是 “哪项关税该不该收” 这类经济政策问题，而是 “究竟谁有权收关税” 这一宪法问题。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文规定，征税权和规制国际贸易的权力，属于由民选代表组成的国会。然而，特朗普政府去年利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中极其模糊的语言，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绕开国会，向全球征收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关税。
既然宪法明确将收税权交给了国会，那么总统能否凭借一部措辞含糊的法律，就把这项权力据为己有呢？最高法院六名大法官的回答是“不能”。
如果总统越权，而且侵犯的是国会的权力，那么为什么国会却对此视而不见呢？这就引出了美国政治当下的一个病灶——国会不作为与立法权外包。
在宪法学中，有个重要概念，叫做 “非授权原则”（Nondelegation Doctrine），即国会不能把自己专属的立法权移交给行政当局。但在近年的现实政治运作中，由于民意两极化和选举的压力，国会议员们越来越害怕推出可能得罪选民的立法。
为了逃避政治责任，国会采取偷懒策略，在立法中运用极其宽泛的语言，比如说 “为了国家安全”、“采取必要措施” 等等，把很多棘手问题的决定权交给了行政当局。按照《宪法》的分权制衡设计，重大决策本该先由国会通过激烈辩论来制定法律，然后由行政当局去执行，现在却直接由总统的行政命令和公文来推行。这等于是国会把自己的立法权外包给了行政当局。
虽然IEEPA语言模糊，但并没有授权特朗普政府随意加征关税。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首席大法官在长达21页的判决书中，对此也阐述得相当清楚。但这个判决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尼尔・戈萨奇大法官撰写的协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
在长达46页的协同意见书中，戈萨奇大法官引经据典，猛烈抨击国会的权力外包做法。他明确指出，国会不能把本该由它行使的核心权力，比如立法权、征税权等，外包给总统。这不仅是个法律技术争议，而且是个事关美国宪政存废的根本问题：人非天使，如果允许国会外包核心权力，让行政当局的少数人，甚至总统一个人，不受约束地扩张权力，那就完全违背了分权制衡的宪法原则，从而动摇美国的宪政根基。这既是对当下行政扩权的警告，也是在呼吁国会站出来，承担起宪法授予它的立法职责。
戈萨奇大法官的警告和呼吁触及了一个经常被媒体滥用的概念：宪政危机（Constitutional Crisis）。什么是宪政危机呢？乔治城大学宪法学教授斯蒂芬・弗拉德克（Stephen Vladeck）说得很有道理：党派倾轧、政策激辩，甚至政府关门，都算不上 “宪政危机”，顶多算得上是政治危机，因为权力仍然在宪法设定的框架内运转。真正的宪政危机，是指宪法机制失效，三个权力分支中的任何一支丧失了自己的职能，权力制衡彻底失灵。
戈萨奇大法官所担忧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潜在的宪政危机：国会长期放弃自己的宪法职责，任由行政当局无限度地侵蚀立法权，这会导致权力失衡，最终可能让国家陷入一种不受问责的官僚统治，甚至个人独裁。分权制衡一旦变成行政独大，宪法条文就会沦为废纸，宪政危机就难以避免。
国会懒政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普遍不满。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目前只有17%的民众对国会表示满意，80%的民众表示不满意。戈萨奇大法官要唤醒国会，但如果有太多国会议员装睡，大法官的一纸意见书能唤醒他们么？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后，《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不无讽刺地说，戈萨奇大法官对国会的信心，甚至比当今国会议员们对自己的信心还要大。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抱怨立法程序太慢、太繁琐、太容易陷入僵局，他们宁愿让总统用行政命令快刀斩乱麻。但在戈萨奇大法官看来，国会立法难度高、过程缓慢，并不是美国宪政的缺陷。而恰恰是美国宪政的优势：“立法程序的审议性质正是这种制度设计的意义所在。通过这一程序，国家可以汇集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的集体智慧，而不仅仅是某个派系或某个人的智慧。立法的审议程序抑制了冲动，妥协把分歧锻造成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法律必须获得广泛支持才能走完立法程序，它们往往能长久存在，使普通民众能规划自己的生活，而如果朝令夕改，会让他们无所适从。”
这段文字自然会让人想到过去一年的贸易战。按照戈萨奇大法官的描述，“特朗普总统称，国会通过IEEPA授予了他一种特殊权力 —— 可以随心所欲向任何国家而来的任何产品征收任何数额的关税”。结果就是，关税规则频繁改变，令美国进口商、生产商、零售商无所适从。直到今年1月，因为格陵兰岛问题，特朗普总统还威胁向欧盟八国加征25%的关税；直到两周前，他还在威胁向加拿大加征100%的关税。
戈萨奇大法官认为，在收税这类重大问题上，《宪法》设计的繁琐立法程序，正是为了抵御个人情绪冲动，防止随意武断的执政。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国会的立法权称为 “自由的堡垒”（the bulwark of liberty）。
戈萨奇大法官，跟另外四名大法官，没有出席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他们的底气来自《宪法》。宪法确立的联邦法官终身制，免除了大法官们随时被总统解雇的恐惧，使他们不受制于短期的政治风向和汹涌的民粹潮流。
历史上，一直有废除联邦法官终身制的呼声。近年来，随着最高法院判决的争议性增加，这种呼声也越来越大。然而，联邦法官终身制写在《宪法》条文中，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都需要通过宪法修正案，不是国会简单多数立法就可以搞定。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中，要在国会获得三分之二多数、在全国获得四分之三州的批准，增加宪法修正案，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可预见的未来，大法官终身制将会跟司法审查权一起，继续构成维护美国宪政的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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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