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家了吗？吵架了吗？
不少人的春节变成情感的战场，这是为什么？在表面的代际冲突之外，更有现代性的迷失，隐匿着中国人未能展开的情绪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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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一个巨大能量场，春节又让这个能量加倍，如此一来春节期间家庭矛盾增加了30%。这不是模糊的感觉，而是来自法院案件的统计。《人物》杂志分析了1000多份读者来信，发现春节吵架主要围绕吃饭、习俗和钱，75%的争吵与送礼或者压岁钱的标准相关。
年关难过，除了钱关，还有一个关，就是人关。在压抑的东亚社会，大家需要找个出口释放压抑一年的情感，春节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场域。也正因此，本来团圆祥和的春节，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却变成了针锋相对的能量场。
在中国式春节饭局，下面情景应该不会陌生：姑姑问你什么时候结婚，30岁不能再拖了。你刚解释完，家里人又说结完婚赶紧生孩子。舅舅可能说，我们这个岁数，小孩子上小学了。紧随着，爸爸又会说，考编制多好，在县里面当科员很体面又稳定。
哪怕你是互联网新贵，哪怕你在一线城市有千万豪宅，哪怕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小有成就，对于老家亲戚来说，这些都不作数。这些对话一年一年地重复，就像一场剧本没有变化的行为艺术，每个人都在说，又没有人在听。
坐在家乡父老对面的，往往是各类城市中产，他们多数是小镇做题家，乘经济大风在大城市打拼成为中层，他们骄傲于自己拥有的一切，自以为独立于编制、人情以及大家族等话语之外。往年，他们或许可以恣意轻视父辈的价值观，如今却越来越发现，在经济下行时代，自己的下一代的选择，似乎更类似父辈而不是自己。
返乡引发争吵，媒体多数支持年轻人，似乎觉得老一代想法不够现代，边界感太弱。这也是因为媒体人群体多数也是小镇做题家群体。这样说法固然没错，但是却没有触及问题的内核。春节争执，尤其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相左，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公共空间中，年轻人声浪更大，多数媒体总是站在年轻人的视角，但其实站在老年人的视角，也有他们的道理。
这两代人站在各自的经验中，看到各自不同的风险，大家看到的不一样：他们看的是你没有稳定工作的风险、没有房子的风险、不结婚的风险；你看的是进入体制的机会成本、背负房贷的流动性风险、婚姻失败的契约风险。
双方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讽刺的是，更年轻的一代开始重复父辈的老路，开始主动进入考编，开始主动背负房贷，开始主动相亲，但是彼此之间的矛盾不会因此消解。
本质上，双方的争执，是话语之争，也是权力之争，而家庭从来都是权力场，如果这个话题没有分歧，大家也会换成另一个有分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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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在用不同时代的逻辑，试图解决同一个问题：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如何活得更安稳一点？
流动是现代人的宿命，安身立命成为此岸世界难以企及的奢望。在1960年代，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提出一个概念——“后喻文化”。她在《文化与承诺》中说，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年轻一代掌握了更多的新知识和技术，反过来成为年长一代学习的对象。
对比之下，人类长期依赖的尊老模式，其实是一种“前喻文化”——一般是年轻人向长辈学习。当“后喻文化”颠覆了传统“前喻文化”，冲突无可避免。
而中国的现代化，其实又把这种冲突发挥到极致。从1978年到2026年，不到50年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西方两三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一种折叠。
这些变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奇迹，也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冲击。也正因此，代际之间的经验冲突前所未有。对老一代，他们的很多经验还没来得及传授就已经失效。讽刺的是，很多经验犹如女性服装的流行风潮，也许在失效了很久以后，又像幽灵一样回来。
父母那一代的人生经验是：进国企、分房子、熬资历、等退休。这套逻辑在他们下一代，也就是他们青年的时候，可能不管用了。但是，下一代到了中年，这些可能又成为一些新的年轻人需要去争取的目标。他们一生验证的生存法则，在你眼中可能是失败的，可是在他们眼中呢？也许只是失效了一段时间，又重新获得了效力。
这就是时代的荒谬，可惜我们多数人，都在时代洪流之中，抱着自以为正确的木舟，载浮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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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遭遇的第二重冲击，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差序格局。
这是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观点，他在《乡土中国》中说明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即以自我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向外推的人际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家庭是最核心的圈层，父母对子女有天然的权威。
恰因如此，在中国，父子关系可能是最纠结的关系。之前文章曾经谈过父权，很多人说中国其实没有父权。这倒未必，哪怕父亲是一个懦弱的社会最底层的人，他在家里面同样有他的权威，那个弱势的人并不妨碍把暴力挥向更弱势的人。
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威其实失去了根基。土地变成资本，经验变成包袱。父母的建议很多时候不是护身符，反而是枷锁。当然，代际的文化惯性还是在。他们还是觉得他们有责任，也有权利为你的人生做主。而这个差序格局中，仍然期待服从、孝顺、听话。
其实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经验或者道德标准，在东亚社会很多时候接近顺民服从要求。这种服从，来自于他们的人生经验，也就是他们被规训的经验，而他们自然觉得这是自己坚守的价值观。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把年轻一代放进这样的价值体系中。年轻一代反抗，不仅是对父权的反抗，但是在他们看来，最终是对他们价值观的否定。
但是也许最悲哀的是，一代代年轻人，也许最终还是会进入这个价值体系，或多或少都会进入这个价值体系。
人是意义的生物，最痛苦的可能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价值体系的崩塌。父母也是如此，他们用一辈子建立的信念——稳定比冒险好、集体比个人重要、服从比反抗明智——在现代社会处处遭遇挫折。
而他们的子女也同样遭遇挫折。中年以后，他们会发现，以前他们觉得一眼望到底的生活是自己拒绝的生活。现在，年轻人不再想着财务自由，都在看着什么时候可以退休。大家都在反抗，也都在对抗，最后却殊途同归。这是一种很悲哀的坚持，既无奈又窒息。
在这种情况下，之前谈得很多的代际催生、催婚、催考公之类的争议，这几年少了很多。因为父母也在学习，他们会看到婚姻的悲剧；而年轻人会看到考公的好处。所以大家之间对抗的，并非彼此观念的差异，而是为了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过得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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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的春节，有人争吵，更多人选择沉默，连吵架也懒得吵了，选择和AI聊天。在2026年春节，大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回家，情愿和豆包、ChatGPT或其他AI过年，也不愿意和父母深聊。不仅年轻人如此，老年人也会这样。
不是因为AI更聪明，也不是因为AI不懂，而是因为它不会批判你，不会催你，不会以“为你好”的名义把焦虑传递给你。
现代性在看似自由平等的一面之外，也有隐匿其残酷的一面。一方面，它许诺一个人只要努力、只要奋斗，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但是，它其实撕裂了空间，比如说城市与乡村，也撕裂了时间，比如父辈与子辈。两代人坐在餐桌前，却像身处平行世界。我们总爱说“时代变了”，其实时代变了又没有变。
父母担心的问题，在今天的大城市里变得非常现实，又充满矛盾。比如催婚，如果你是个原子化的人，没有结婚，你可能连身后的遗产都无法妥善保存。但如果你结婚，又可能失去职业发展的机会。
再比如生育，如果你不生小孩，你可能需要面对未来的养老等问题；但如果你生了小孩，你可能会背负沉重的养育负担，从幼儿园到大学，每一步都是精密竞赛，尤其对于女性，可能因此失去很多职业发展机会。
又比如考编，如果你考编，可能失去获得更高收入的机会，并要接受体制化的规训和文化。但如果你不考编，很可能在35岁遭遇职场歧视，面临中年返贫的风险，这不会因为你的专业而绕开你。
更重要的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孤独”。孤独现象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很流行，甚至有“孤独死”一说。而在今天，我相信以后它会成为一个现实。一个人在出租房里猝死，几天后才被发现，并不是恐怖小说才有新闻。
在现代社会，一个原子化的个体，可以依附于都市文明，但其困境，也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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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抑郁其实是一个全球现象，不单中国。当现代性席卷了世界，也在冲击重要的传统节日。
在西方，圣诞节是一关。美国心理学会在2023年曾有个调查，70%的受访者表示节日假期因期待与现实不符而感到情绪低落。21%的人在节日假期感觉压力很高，49%的人压力中等。在西方文化中，圣诞节是家庭团聚、爱与和平的象征，但心理学研究发现，圣诞节同样是抑郁症、焦虑症甚至自杀的高峰期。
原因很简单，节日尤其是一年一度的节日，放大了期待，也放大了失望。大家期待着温馨的聚会，结果却发现餐桌上充满了火药味；大家期待着久别重逢，最后发现大家已无话可说；大家期待被理解、被接纳，最后发现永远在上演不听话的孩子和固执的父母之间的戏码。这种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在春节被放大，当节日表演团圆的压力越大，大家的情绪越有可能超载甚至失控。
也正因这些可能冲突，不少人把春节当作一个长假，要么去国外，要么小家庭聚会，或者单人过节，所谓年味也越来越淡。如果回家过于痛苦，那么选择淡化春节也是权宜之计，但这也回避了根本问题。
无论春节还是圣诞节，能够延续数千年，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跨越了不同朝代、国家甚至文明，它们的坚韧恰恰证明了自身的反脆弱性。比起现代都市精英热爱的规划有度的度假以及行程满满的打卡，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无所事事地与本地人互动，也许并不是如表面看起来那么没有意义。
从更深的意义上讲，或许我们应该追问春节的原本意义，而不是让商业化以及世俗化扭曲其本意。中国人为什么要春节回家？这是一种像三文鱼溯流而上一样的本能驱使，也像燕子每年都在旧处安家的行为，内在是一种文化的基因。
这种仪式的力量，是让我们的庸常生活中变得可以接受的一种重要力量。保守主义的奠基人埃德蒙•伯克就说过，人是宗教的动物。这意味着，我们作为人需要仪式，需要仪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传承和共同记忆，维护族群的纽带。这里的宗教可以是有形的宗教，也可以是无形的宗教；节日构成的宗教，是将日常区分开来的重要仪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春节也是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是中国人的无形宗教。团员是中国人春节最重要的仪式，它不仅是一次假期，也不是一次消费，也不是一次人口迁徙，它是一个文明的年度确认：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属于哪里？
这种确认在现代社会越来越稀缺。当你在大城市打拼，住在逼仄的房子里，每天挤地铁、加班、点外卖，你的社交圈子是同事、客服、微信好友。社交媒体上看起来好像认识很多人，其实真正关心你的人又如此之少。这些关系都是功能性的、临时性的、可替代的，换言之，就是各种“搭子”。你像一个原子化的个体，漂浮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
对有悟性的人来说，春节，确实是让人可以重新找到“根”的时刻。哪怕你已经觉得自己功成名就，但人到中年，你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没有根基的软阶层。
那个县城，那些老房子，那些亲戚，那些你早已忘记大家却还记得的童年往事，这些东西构成你的来处。没有来处的人，其实没有根，没有根的人，其实就是像浮萍一样在这个世界中，只能够不断漂流攀爬。少数运气好的人可以扶摇而上，而多数人不过是换个地方讨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春节的冲突不是春节的问题，也不仅是代际之间的冲突，更是一次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它也像一个能量场，种种争执其实也是再度确认你是谁。通过春节，有人把一年的负能量发泄出来，也可能让他补充了新的能量，再有力气在城市里打拼。当然，也有人消耗了若干情绪、金钱和耐心，带回城市的可能不仅是能量，还是创伤。
重要的是，就像任何现代意义的保守主义者一样，一个人可以不拒绝传统，但依旧可以自由选择，选择参与还是不参与，选择通过春节积聚能量还是消耗能量。如此，春节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选择回家或一定要选择过春节，其实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回家，或者如何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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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是一面镜子，映射我们和原生家庭的面容，也映射出我们和传统的张力。
任何古老的节日或者仪式，都有深远的根，我们可以修剪枝条，但是不必武断地连根拔起。现代保守主义从来都不是食古不化，而是要求在传承中创新。
春节的仪式核心是团圆，关乎传承，关乎记忆。团圆方式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在2026年的春节，反向过年成为流行。有调查发现，反向机票预订增长84%，越来越多年轻人把父母接到自己城市过年，这不是不孝，恰恰是一种更务实的孝顺。
在一线城市，物价更稳定，娱乐更多，医疗条件更好，这是你的主场。你可以安排一切，不用被动地应对各种现成的人情来往，也不用面对那种类似情感监狱一般的熟人社会。甚至有调研表示，选择反向过年的家庭，每天有效陪伴的时间，从返乡式的1.8小时提升到4.3小时。这意味着，在子女的主场，一家人能真正在一起。
而更重要的是，除了选择场域，我们也可以学会设定对话的边界。边界可以体现在风格上，比如今天不参加相亲、不谈论工作、不比较收入。既然是雷区，那就提前绕开。
当然，也有人选择“断亲”。这几年这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年轻人不再走亲戚，也不再维持那些名存实亡的远亲关系。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在乎的人，或者说，情愿和电脑相处，也不情愿进行无效的社交。
这些选择其实谈不上对错，只关乎个体，但其走向，多少可以映射我们的社会、文明、文化在面对现代性时的不同反应。任何选择都是基于个体的，谈不上好坏对错。但是，让你觉得舒服的方式，也许就在这些不同的选择中诞生。毕竟，真正的团圆不是形式上的聚集，而是情感上的彼此接纳；传承不是复制上一代人生，而是努力活出自己的样子。
三文鱼的回流是本能，但人毕竟不是三文鱼。我们已经进化到了智人阶段，其实就多了一样东西：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回流，也可以选择上岸，哪怕我们选择接受传统，但还可以选择以何种方式接受。我们可以坚守家庭，但我们同样可以选择如何回家，选择如何陪伴家人，选择最在乎的人成为我们陪伴最久的人。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徐瑾亦为公众号「重要的是经济」主理人，读者微信xujin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