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贸易顺差创出历史新高，海关数据显示截至11月中国的商品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0%。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大环境下，这大超市场预期。目前最主流的几个解释包括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东移等等，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些还不是主要原因。
创纪录的贸易顺差：劳动力市场的解释
如果贸易顺差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竞争力增强，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伴随着就业和工资的增长，但从大量媒体报道来看似乎没有发生这种变化。 再有，如果中国商品的供给能力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更加“要害”，它们在带来贸易顺差的时候还应该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明显升值，但2025年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BIS编制，贸易加权）是小幅贬值的。最后，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不会在2025年一年当中变化这么大。因而我们需要寻找别的解释。
从宏观的角度看，净出口是一国国内的剩余储蓄，净出口扩大就是国内剩余储蓄扩大的同义词。 因此对创纪录贸易顺差解释的另一个路径是：中国的国内剩余储蓄扩大了，或者说内需变得更不足了。 从微观的角度看， 贸易顺差的扩大需要中国商品在国际上有更低的相对价格（也就是人民币更低的实际汇率），例如原来10个光伏组件能够换一个苹果手机，现在可能是11个换一个。 2025年中国的通胀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名义汇率小幅贬值的情况下就带来了实际汇率更大的下跌，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人民币实际汇率在2025年贬值了大约4%。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出口工业品上，“实际汇率”贬值幅度可能更大，也就是实际上中国出口商品的“降价”比汇率显示的可能要更低。 从海关提供的出口价格数据看，很多品类价格同比下降是较为明显的。
在2025年4、5月份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笔者访谈了几位实业界朋友，他们都表示中国制造商不可能降价出口，因为毛利已经“压缩到极限”了。 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如果工资下降，那么降价出口就是可能的；而在失业和降低工资之间，很多工人可能会接受后者；因此中国的出口商品可能会降价。到现在有了大半年的数据，笔者倾向于认为上述预测很大程度变成了现实。 从新闻媒体的报道来看，制造业工人工资应该是降低了，这让更低的出口价格成为可能。“工资下降-价格下降-实际汇率贬值-贸易顺差扩大”的解释链条目前被普遍忽视了，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研究里被严重忽视了。
“劳动失位”的中国宏观研究
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的时候劳动力就是分析的核心，他的《通论》书名第一个词就是就业（Employment）。 现代宏观经济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应用的，劳动力仍然是最核心的要素。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 单独获得了200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68年的开创性文章，目的是研究通胀的动态问题，而模型则几乎完全就是”劳动经济学”。比较之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主流研究没有以劳动为核心，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以统计数据来说，官方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中细项的失业率数据比较少，每周工作小时数、每小时工资也不是很详细。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基本可以代表政策研究的取向，其内容侧重点是货币供应量、信贷投放量、通货膨胀、宏观杠杆、汇率、房地产等，对就业的讨论篇幅较小。在其报告中对自然失业率和充分就业概念的使用和讨论是极其罕见的，有几个季度的报告讨论了通胀和产出的关系，使用的是产出缺口的概念，并没有直接引述通胀和就业的关系。 当然这有客观的原因，例如官方失业率数据变动很小以至于很难直接采用，即便如此，应该说总体而言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对就业的讨论不太多。 类似地，在商业机构的中国宏观报告中（以券商为代表）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内容也是极少的。一些学术研究确实估计了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但似乎受到的关注度有限。 大部分的研究用产出缺口取代失业率，但失业率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可能是复杂的。 另外，估计产出缺口也需要知道充分就业的水平，毕竟产出是资本和劳动的函数。在对充分就业估计缺失的情况下，讨论产出缺口就可能存在很大偏差。
对劳动力市场缺乏关注的一个后果是，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似乎也像是凯恩斯的短期，供给是水平的，完全弹性的，无限供给的。 研究者几乎只需要关注需求，例如人们熟知的“三驾马车”，就可以做中国宏观研究了。但是这种片面性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风险， 当经济出现结构性大变化的时候（例如当前的通缩），研究和政策的准备可能是不足的。 此外，中国经济的很多“结构失调”都和劳动力市场相关，对“劳动”的忽视自然就不利于理解这些失调。
走出通缩：日本“劳动力供给侧改革”的意外成功
日本央行2025年10月的货币政策报告测算了2024年提高最低工资以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令人意外的是，最低工资的提高 （受影响的劳动力占比大约为20%）没有减少雇佣（实际就业数据和企业意向调查数据都是这样）， 这“违背了”劳动经济学的共识预测。 另外一个现象也很意外：最低工资的提高导致那些中高工资的群体也涨薪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个原因可能是“比价”，例如经理的工资应该是临时工的三倍，既然临时工涨薪了，经理也要涨一些。普遍的涨薪带来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例如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定价），在削减雇员和提高价格之间，企业则倾向于涨价来消化高工资成本，实际则是让边际产出和实际工资重新匹配。可以说最低工资的提高为日本走出通缩做出了显著贡献。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难得一见的重大经济政策实验，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高的趣味性和价值。 但中文财经媒体对此报道很少， 笔者认为很大原因也在于劳动在中国经济观察者眼中的重要性不高，因此对日本劳动力市场这么大的事件几乎“无感”。
在2024初年发表于FT中文网的一篇文章中，笔者认为2022年开始的全球大通胀导致了日本的“输入性通胀”，这可能会提高日本民众和企业的通胀预期，从而“歪打正着”地帮助日本可持续地把通胀提高到目标水平（2%）。 打破长期形成的通缩预期需要一个助推器，日本政府和央行此前做了大量工作去引导预期，但是始终效果不佳，笔者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民众和企业很多年已经没有见过通胀是什么样子。 现如今民众被动地体验了通胀，学会适应通胀，在通胀中如何采取行动，新的通胀预期就有可能形成。 因此，当时笔者认为2022-2023年的全球大通胀中日本可能意外成为受益者。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推断显得相当合理。 到2025年底，日本高于2%的通胀水平已经保持了三年（甚至从2024年年中至今已经有了三次加息），通胀预期越来越代替通缩预期，彻底走向价格正常化的机会越来越大。
2026年的贸易和劳动力市场
中国在2025年的经济趋势很有可能延续，2026年的贸易顺差可能会继续增长。但正如前文所述，这将主要是工资、物价下降带来的实际汇率贬值贡献的，这是内需不足的反映。 贸易顺差越大，内需可能越差，这值得更多的关注。 创纪录的贸易顺差可能引来更多的贸易摩擦，特别是欧盟和东南亚国家，这是2026年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宏观风险。
对于劳动力市场，网约车和外卖市场可能是很好的观察视角。 从这两个行业来看，2026年工资和就业的改善不容乐观，这意味着物价也较难走出通缩。 中国当前的通缩已经持续了三年，随着时间延长通缩预期可能会逐渐固化，这为以后的货币政策带来更多挑战。正如费尔普斯的理论所揭示的，也正如日本的实践所展示的，解决通缩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劳动力市场。
劳动“C位”归来：一个期待，两个建议
笔者感到以“三大需求”为主的分析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经济情况，是时候让劳动力回归中国宏观研究的核心位置了。如前所述，2025年破纪录的贸易顺差可以用“产业升级-出口竞争力增强”来解释，也可以用“劳动力市场恶化-工资降低-出口价格降低-实际汇率贬值”来解释。 两个解释对经济现状的判断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解释很可能导致对通缩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带来政策的误判和延误。
对劳动力“C位”的回归笔者有两项建议。人民银行当前的政策使命包括“维护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维持金融稳定”等等。促进经济发展本来就包含就业的目标，笔者建议将这一项目标细化，明确写入充分就业。针对劳动力市场数据不够丰富的问题，笔者建议国内的投资银行（可由各券商研究所承办，中国证券业协会倡导协调）联合出资进行劳动力市场的新类型数据调查，这些数据将在参与机构中共享。 这些更丰富的劳动力市场数据，有利于宏观和行业研究，帮助投资者做出更好的决策，对出资的投资银行有商业上的回报。而这些机构从事这样一项有公益性质的市场调查，也是践行一种社会责任。
2026年已经开始，新年里人们会有新的期待，笔者的期待是开启一个劳动“C位”的回归。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为经济学博士，金融从业者）
本文编辑徐瑾 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