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包括DeepSeek在内的新锐科技“六小龙”没有出现在自己所在的城市？
这可能是2025年开年以来悬在各个地方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多个发达省份连续发文的自我反思，到全国范围内各地开始集体学习人工智能，本来仅仅是作为生产力工具的技术，如今却成为了触发城市和产业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杠杆。
从来没有一项AI产品的革新，会像DeepSeek这样，在中国产生如此之大的、市场之外的涟漪效应。因为在技术革新的市场喧嚣背后，是经济增长模式的现实挑战：在房地产时代过去之后，拿什么维系未来的经济持续增长？
而从各地在过去一个月复盘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寻龙诀”的共识是非常清晰的：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竞争，是创新环境和创新函数的竞争。随着以AI为代表的全球科技革命浪潮来袭，下一轮增长的最大希望，就是打造一个适宜创新生长的“黑土地”。
但也有一些共识尚未形成，其中最典型的是，到底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可以孵化下一个DeepSeek的创新生态？
不过，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可能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地方竞争思路，回到统一大市场的基本面上来。
从以往的土地财政和税收优惠式的招商引资模式，到今天的资本招商、生态招商，表面上的招商政策变化，背后事实上是经济增长动力来源的结构性调整。而且，随着《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将在4月20日施行，地方在创新生态上的思考和应对，正在变得日趋紧迫起来。
“DeepSeek们”到底需要什么
今天的区域经济竞速，因为“DeepSeek们”的出现而正在发生代际变化。相比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产业园区逻辑，“DeepSeek们”的生长，完全是另外一套经济增长叙事框架。
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浪潮共同形成的资源整合游戏：以土地为杠杆撬动资本，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吸引制造业投资，形成“土地财政—基建扩张—产业集聚”的闭环。
这套模式在过去并无问题。建立在人口红利、资源禀赋和政策优惠的三角架构上，沿海地区可以依托港口优势发展出口加工，资源型城市凭借矿产储备延伸产业链，内陆城市则通过税收减免争夺产业转移的机遇。
这种空间竞争逻辑将物理世界的区位价值发挥到极致，经济增速与土地开发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呈现出强正相关性。
但今天，以DeepSeek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群体正在打破这种传统经济增长范式。这些数字原生企业的生长曲线完全不同于传统产业：它们不需要厂房园区，却极度依赖人才密度；不追求土地增值，却渴望数据要素的自由流动；不依赖政策优惠，但空前需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开放创新环境。
换句话说，“DeepSeek们”的核心生产要素已从土地、矿产、劳动力转变为数据、算法和人力资本，这也意味着，价值创造不再受限于地理边界与物理空间，而是基于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来进行。
这让地方政府惯用的“七通一平”之类基建模式和税收返还政策开始逐渐失效，不仅如此，地方保护式的政策倾斜，反而可能会在未来面临巨大的声誉危机。
此前有决策层智库撰文表示，近两年，趋利性执法明显抬头，甚至出现“远洋捕捞”式执法，严重违背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挫伤了民营企业的信心。
“地方保护”和“远洋捕捞”事实上是区域利益不统一的一体两面，而这与统一大市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目标显然是不匹配的。
地方竞赛2.0：从壁垒到协同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之下，传统的地方竞赛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到了必须发生变化的时刻。建设统一大市场，意味着地方竞赛开始进入2.0阶段。
统一大市场需要的是高效协同，而不是地方割据。而传统的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和隐性壁垒，将会直接导致包括人才、技术、数据在内的创新要素难以跨区域高效流动。而且，地方性政策差异和监管标准不统一，会增加科技企业的跨区域运营成本。
统一大市场的最初设定目标，就是通过规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基础性制度，为创新主体提供一个稳定预期。
传统的区域竞争在前四十年快速增长期间能够收获产业梯度红利，但从经济体的视角来看，区域间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只会导致创新资源碎片化。“统一大市场”能够通过推动产业链跨区域分工协作，形成系统升级的协同效应。
一定程度上，互联网就是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大市场”。它不受物理空间限制，天然就是面向所有用户而设计。而从互联网过去二十年的腾飞速度来看，超大规模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牵引。
到了AI时代，这种对于统一市场的需求只会进一步升级。因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游要求的是多元的数据和持续的算力支持，下游要求的是足够丰富的市场应用场景。而一旦没有统一大市场作为支撑，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将举步维艰。
举个简单例子，作为AI的重要应用方向，自动驾驶路测标准如果在相邻两个城市存在巨大差异的话，自动驾驶要真正上路就只能是天方夜谭了。
要融入统一大市场也无别的捷径可走，无非是两个关键词：公平竞争、对外开放。
真正的公平竞争绝非形式上的一视同仁，而是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打破深层次利益藩篱。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竞争中性”的市场环境。而在逆全球化浪潮中，对外开放已从“商品流动开放”转向“制度规则开放”，其本质是通过规则衔接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更直接点说，公平竞争破除的是行政性垄断，对外开放打破的是制度性壁垒，二者共同指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更高目标。
进入地方竞赛2.0阶段，不可能所有城市都能复制杭州这样的资源禀赋，真正有意义的做法是，找到在“统一大市场”大生态中不可替代的卡位。
以AI为代表的前沿数字技术，从单点突破到全面铺开，既需要从0到1的创新发明，更需要通用技术的扩散，才能产生更广泛的经济社会价值。DeepSeek出现给地方带来的最大启发，恰恰不是要成为下一个杭州，而是在统一市场的大环境下，找准自己的区位优势。
内蒙古的乌兰察布适合建算力中心，杭州未必适合；福建沿海有新能源产业基础，珠三角就未必适合建成储能和电池高地；而如果盲目放弃自身优势，试图复制别人的成功，很可能就会因小失大，反而影响了自己的“长板”。
AI时代的产业政策
众所周知，本轮中美人工智能竞赛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市场规模。要想最大程度激活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前提是大规模市场得以真正形成。唯有统一大市场才能够将分散的区域需求整合为规模化需求，推动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
而算法模型的迭代、算力资源的配置、应用场景的拓展都高度依赖市场机制的灵敏度。若继续沿用传统的产业扶持模式，如定向补贴、指定技术路线或人为划定产业地图，不仅会扭曲市场信号，更可能错失更有机会的技术路线。
从应用层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数据权属、算法歧视、知识产权保护等全新法律命题，若司法裁判未能坚守中立立场，将直接损害企业创新信心。因此，既要防止行政执法远洋捕捞，也要防止地方层面的司法保护。
比如在涉及数据跨境流动纠纷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司法判决若过度强调短期地方利益而忽视基本的产权保护规则，可能引发企业对政策环境的担忧；反之，若能通过司法实践明确数据要素的权属规则、界定算法伦理的边界、强化合同执行的刚性约束，则能为前沿科技企业的长期投资提供稳定预期。比如对于跨平台的企业合作，需要尊重科技企业自主性，确保相关生态在公平、有序、安全场景下开放共享，从源头上消除或起码减少行政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打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比如在算法评估和算法审查中，需要提升透明度，实现“公平竞争—生态协同—创新驱动”的良性循环。
当然，人工智能作为全球化的技术革命，其研发链条、数据流动、应用场景均具有跨国属性，因此全球化的链接能力同样不可或缺。回过头看，中美AI固然一直呈现亦步亦趋的追赶关系，但从硅谷到杭州，开放的技术交流其实从未停止。
AI技术的快速迭代、数据要素的深度渗透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剧烈重组，要求产业政策必须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将重心从直接干预转向对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系统性塑造。这种转变不仅关乎技术突破的速度，更决定着中国在全球创新竞争格局中能否构建起可持续的制度优势。
在AI时代，产业政策的底层逻辑正从过去的“选择赢家”转向“培育生态”，而这一转化的关键就在于制度上如何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包容、公平、开放的土壤。
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如果继续延续过往土地财政时代的地方保护主义逻辑，可能会在未来遭遇重大挫折。那些仍执着于政策套利和有条件保护逻辑的地方，很可能会因此成为公平竞争的洼地；而主动拥抱统一大市场规则，在制度型开放中培育创新生态的区域，将有机会成为新生产要素的配置枢纽。
通过市场化改革为创新松绑，以法治化建设为竞争护航，借国际化开放为合作赋能，中国才能在未来人工智能革命中构建起兼具灵活性与韧性的制度生态，这种转变不仅需要政策制定者摆脱路径依赖的勇气，更需要全社会对市场规律、法治精神和开放理念的深刻认知。
这才是在后DeepSeek时代，各个地方发展真正需要思考的地方。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man.yan@ftchinese.com)